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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日报】左脚“学术天堂” 右脚“创业摇篮”  
  2017/07-11 | 【  

  从香港到深圳,这些科研从业者用亲身经历讲述两座城市的全新合作关系      

 

  郑炜:在香港科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深圳先进院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医学光子学。   

 

  唐永炳(站立者):曾在香港城市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后加入深圳先进院,担任功能薄膜材料研究中心主任。 

  ■编前语 

  深圳这座城市的兴起,在地缘和产业基础上都受益于香港,“向香港学习”是深圳经济崛起的不二法门。但与30多年前不同,经历了与香港“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模式,深圳在“二次创业”中,率先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科技等支柱产业。今天的深圳已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向外散发自己的魅力。 

  今年以来,在“粤港澳大湾区”思路下,深港两地专家就“深港合作新机遇”问题,均在不同场合提出类似观点,即两地应推动高水平的产业协同合作,尤其是科技创新和金融领域的合作。这正是世界著名湾区的产业特征之一。 

  当下,深港两地在这两个核心领域已产生哪些合作?下一步该如何深入?深圳观察《人物》栏目将通过找寻深港两地合作的参与者,以他们的亲身经历予以展现,敬请垂注。 

  策划/统筹:张玮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苏梓威 

  实习生 刘璐 

  摄影:南方日报记者 鲁力 

  站在香港落马洲,深圳壮观的高楼群落跃然眼前,其更引人注目的,是不断追赶硅谷的科创实力。数十年前,落马洲还只是外国游客远眺中国内地的旅游点,如今,浅浅的深圳河已无法阻挡深港两地交流,在科技创新领域,双方优势互补明显。 

  立足前沿科研的香港高校,吸引了不少人前往深造,郑炜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对岸的深圳,则让他觉得更适合科研成果产业化——巨头企业不断涌现;Paper(论文)不再锁于抽屉,这里能直接把它“变现”,创造更多价值。 

  如果说香港是学术的天堂,深圳就是创业者的摇篮。“很多著名企业家都是‘草根’出身,深圳是产生奇迹的地方,这是很多年轻人想来的主要原因。”另一位前往香港做学问,继而选择深圳作为事业落脚点的学者唐永炳说。 

  就在近期,他们参与的顶级科研成果,如不用切片便能直接观察肿瘤变化的高分辨光学显微成像系统;具有超快充放电性能的一体化柔性双离子电池等,均由深港两地合作推动。 

  30年荏苒,深港两地已不再是“前店后厂”的分工,而是学术和产业化应用层面各有优势的两座城市,一种全新的产业合作关系正在逐渐成型。 

  “常来深圳走一走,了解最新产业动态” 

  【香港在学术研究方面优势明显,深圳的科技产业化步伐更快。“许多科研人员都希望做有应用前景的课题,项目不能只停留在理论阶段。”唐永炳说。】 

  郑炜与香港的第一次“会面”在2006年初。此前他对香港的认知大都来自于港片。正值春节假期,香港不少商店都放假关门了,看起来没有影片中那么繁华。“但我真正到了之后,发现自己的想法很片面。”他说,不论是文化氛围还是学术氛围,香港都有独到之处。 

  郑炜,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研究生就读于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2011年于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电机工程专业获博士学位,并于同年加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下称“先进院”)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医学光子学,致力于研发新型光学显微成像方法来探索基础生物医学问题。 

  为何南下香港?郑炜说,一方面是机缘巧合,在一次学术交流活动中,其后来的导师——香港科技大学瞿佳男教授,注意到他有不错的光学工程基础,并且学术思维活跃,建议他去香港攻读博士;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飞速发展的港科大虽然很“年轻”,但学术水平已居于亚洲甚至世界前列,学术声望对年轻学者产生了具大吸引力。 

  郑炜赴港求学后的第二年,即2007年,深圳与香港正式签署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深圳市政府关于“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全面推进科技合作,包括人才交流和资源共享,目的是汇聚双城创新资源、产业链以及创新系统,形成一个跨城市、高聚集的区域创新体系及产业聚集带。 

  当时还是学生的郑炜正专心做科研,直到回来深圳才对“深港创新圈”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这个项目需要深港两地科研人员同步推进,能将双方紧密串联起来。”郑炜说。 

  曾于2002年进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攻读博士研究生、专注于当时新材料研究热门领域纳米碳管的唐永炳则在2007年决定南下,成为香港城市大学(下称“城大”)研究员(后于20131月成为高级研究员)。 

  “短短二三十年间,城大能发展得这么快,它肯定有特殊的人才机制,我想它是非常重视科研的。”唐永炳曾对城大充满好奇。深入了解后,他发现了个中“奥秘”——学校引进了非常多的海外回国的人才。“香港在学术研究方面优势明显,中西方学者都汇聚于此,学校教学属于‘放养’式,制定好规则,学者们可以在规则中发挥所长。”唐永炳说。 

  郑炜也发现了香港高校与内地高校的不同之处:“香港的科研条件较好,海内外的教授会直接在咖啡厅讨论问题,这在内地较为少见。”郑炜说,香港的教授十分沉浸于科研,他们是活力四射的一群人。 

  在郑炜的观察中,深港两地在2007年之前的合作更偏向于学术层面的交流,香港高校和学者经常到深圳参观或作报告,但真正的产业合作并不多。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出台后,两地之间的互动明显多了。 

  “香港一直以金融中心的角色立足于世。相比于香港,深圳的科技产业化步伐更快。”毕业后,郑炜选择跨过蜿蜒曲折的深圳河,来到对岸的创新之都。唐永炳也经常“来深圳走一走,了解最新的产业动态”,这对前端科研来说非常重要。“许多科研人员都希望做有应用前景的课题,项目不能只停留在理论阶段。”唐永炳说。 

  科研合作受益于在港求学时的积累 

  【在生物光子学这一源头创新和基础科研领域,深圳与香港之间密不可分。与香港的导师密切交流、合作,让郑炜立足本地的同时,可以充分利用香港科研资源开展合作。】 

  2011年博士毕业后,郑炜收到了好几所大学的Offer,包括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等,但最后吸引他的,是位于深圳的先进院。先进院成立于2006年,是中国科学院百余院所中唯一与香港共建的研究机构。筹建之初,香港中文大学就全面参与到先进院的学科、制度、人才等建设中。 

  “这里的年轻人占绝大多数,员工平均年龄32岁,45岁以下比例占87%。但更重要的是,我很喜欢深圳,深圳的地铁让座率全国最高,这座城市很友好、很包容。”郑炜说。 

  “自己是学生时,有导师给你制定方向,遇到问题也可以找导师讨论;到了先进院后,我需要自己带领团队,建立实验室。”角色转换是郑炜初入职场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好在他适应很快。与香港的导师密切交流、合作,让他立足本地的同时,可以充分利用香港科研资源开展合作。 

  郑炜所在的生物光学与分子影像研究室建立之初,科研条件受到了很多限制。当时研究室需要一个关键的光场平整器,但没有资金购买,也达不到设计条件,怎么办?郑炜首先想到的便是他博士期间的导师,于是他找到导师临时借用设备,实验才得以顺利推进。 

  如今,生物光学与分子影像研究室已成立逾5年,结合生物医学专有特性,研制出了一系列针对生命科学研究的前沿光学成像系统与核心部件,为我国实现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战略规划奠定技术基础。“现在港科大、港中文、港大和港城大等高校都与我们建立起了合作关系。” 

  郑炜在香港求学阶段开始就一直从事新型光学显微成像技术研究,至今已有10余年研究历史,期间研发出多款功能独特的光学显微成像设备,被广泛应用于脑科学、肿瘤机理等前沿基础生物医学研究。 

  所谓生物光子学,是通过光学技术来研究生物分子、细胞和组织,它是生命科学和物理科学这两者交叉融合所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在这一源头创新和基础科研领域,深圳与香港之间密不可分。 

  在郑炜牵头的实验室,各项科研设备有条不紊地运转,实验人员时而记录数据,时而埋头操作。难以想象的是,在实验室创立初期,这还是一间什么都没有的空房子。“我们看着它慢慢成长,很有自豪感。”郑炜说。 

  实验室内最高端的一台显微镜是以光学的非线性效应为原理的高分辨光学显微成像系统。通过郑炜演示的动画可以观察到,正常组织与不同程度癌化组织存在区别,如癌变细胞的细胞核便明显增大。“临床上做病理切片,其实看到的也是这些东西,而我们采用的是无创的方法,看到的图像还是三维的。”郑炜说,这台显微镜便是其与香港科技大学导师一同合作研发的,也是其来到先进院后搭建的第一套实验系统。 

  这一深港两地的前沿合作,受益于郑炜在香港求学的那段时期的积累。那时,郑炜便搭建了多套精密显微成像系统。利用这些自行设计的显微成像系统,探索性地研究了包括活体细胞、线虫、藻类等生物样品的光学成像特性。 

  “这台机器在国内是第一台,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他告诉记者,团队最核心的工作还是技术研发,他希望能将技术发挥到极致。“近年来,深圳在显微成像领域不断发展,加上政府对科研创新的大力支持,深圳很有可能在这一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学术天堂”与“创业摇篮”一河之隔 

  【“香港可以作为研发基地,起到中枢神经的作用,同时加大投资力度吸引优秀人才到这里做科研,其他的产业化落地工作可以交给珠三角等地。”唐永炳说。】 

  如果说香港是学术的天堂,那么深圳就是创业者的摇篮,“很多著名企业家都是‘草根’出身,深圳是产生奇迹的地方,这是很多年轻人想来的主要原因。”唐永炳说。 

  20138月,唐永炳也加入先进院,担任研究员及中心主任。第一次来到深圳,唐永炳就感觉这里能成为他生活、工作的地方。与深圳的结缘,同样来自于身边师友的引荐。“这里既可以从事科研,也极力推崇产业化应用,这符合我自己的职业规划。”唐永炳甚至“头一次听说科研院所鼓励产业化”。 

  2个月后,集成所功能薄膜材料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这是一家致力于功能薄膜材料、新型储能材料及二维材料的技术开发及应用研究的机构。“刚开始的时候非常难,从香港到深圳等于是另起炉灶,别人也没有看到你的成果,缺乏认可度。” 起步阶段发表一篇期刊文章都很费劲,唐永炳和团队成员都有些灰心丧气,但他们没有放弃。 

  中心与香港城市大学保持长期合作共建关系,与香港城市大学超硬金刚石与先进薄膜研究中心更是结成伙伴实验室,实现了优势资源整合、双方人员互动、基础研究与产业化应用研究互补。时光荏苒,如今功能薄膜材料研究中心已成功搭建3个优质实验室,公开发表高水平SCI论文50多篇,累积申请国际PCT在内的专利90多件,发明专利80项。 

  能量密度和充放电倍率性能是锂离子电池的两大关键性能指标,如何在保持高能量密度的同时有效提高倍率性能,是当今锂离子电池技术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此外,无人机、电动汽车、智能医疗设备、机器人等产业的高速增长,对具有快充快放特性的储能器件的需求日益迫切。 

  基于上述考虑,唐永炳及其团队成员蒋春磊、方月等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一体化柔性电池结构设计理念,并成功研发出具有超快充放电性能的一体化柔性双离子电池,这项成果已于上个月正式发表。这种新型结构设计显著提升了电池的快充快放特性,同时保持了高的能量密度和循环性能。 

  这项研究成果的诞生,离不开深港两地的紧密合作,“前期香港在科研工作上与深圳有互动与交流,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后期落地深圳的研发才能更为迅速”。 

  “香港的老师会来到深圳共同参与、指导科研工作,中心的优秀研究生我也会推荐到香港深造。”唐永炳说,深圳上下游产业链完备,政府支持创新,都在推动其团队的研究不断往前走。 

  此前,唐永炳及其团队还研发出了一种新型高性能、低成本的钾型双离子电池技术,该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材料著名期刊《先进材料》上。唐永炳清楚这项成果潜在的应用价值,他决定与深圳先进院的产业化全资子公司以及有产业资源的投资公司共同设立基于铝箔负极的新型高效低成本储能电池项目的合资公司。就这样,这项成果在一年的时间中,不仅在基础研究方面做出了多项突破和布局,同时,迅速走出实验室,朝着产业化的方向快速发展。 

  对于深港两地的科技发展,唐永炳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建议,香港政府要加大对创新创业的扶植与支持,“香港可以作为研发基地,起到中枢神经的作用,同时加大投资力度吸引优秀人才到这里做科研,其他的产业化落地工作则可以交给珠三角”。 

  唐永炳认为,人才在深港两地发展中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我们需要一些新鲜血液的注入,没有新鲜血液就没有造血功能,就没有新的想法”。 

  ■相关 

    玩“遥控飞机”的 

    港科大同学 

    一条浅浅的深圳河,带动两座城市奏响和而不同的乐章。如今,香港与内地已经进入了合作发展的新时期。 

    香港求学,深圳落户,最终成就自己的事业。郑炜的经历与不少深圳创新企业家有些类似,比如大疆科技创始人汪滔。有意思的是,郑炜与汪滔也曾“擦肩而过”。 

    21世纪初的香港科技大学,源头创新氛围浓厚。2006年的某一天,郑炜在教学楼外看见一群师生在“把弄”无人机,他想,“这帮同学真是不务正业,不认真搞科研”。 

    那时无人机的概念尚未普及,消费层面的应用更是少之又少。在郑炜的印象中,这帮学生的研究只能称为遥控飞机,没想到现在,遥控飞机竟然变成了一个行业,做得如此成功。“比如大疆,便是依托深圳的资源加速产业化进程,如果公司全权放在香港肯定没有这样的速度”。 

    大疆的成功离不开汪滔的老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的帮助,如今他已经是大疆创新董事长。“其实,发展创新科技,香港与深圳当年几乎是同步的,但这十几年,深圳发展速度很快,香港有一些进步,但不够大。”李泽湘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在郑炜看来,深圳与香港两地的互补性很强,但仍然缺少了一些桥梁。“两地政府的合作范围可以再扩大一些,比如扶植多一些处于萌芽状态的企业,创造出更多创新成果,造福大众。” 

    要判定一个地区的科研水平,最简单的方法便是看该地发表高质量文章的数量和频率,从这一点上来说,香港无疑比深圳要好得多。但郑炜认为,深圳的优势在于,很多创新的想法能够真正在这里落到实处,并最终用于大家的日常生活,比如大疆汪滔研制的无人机。 

    一边是顶层科研的“阳春白雪”,一边是产业化落地的“下里巴人”。在郑炜看来,深圳、香港两座城市特质明显,他期盼两地之间能有更紧密的全面合作。 

      (南方日报2017711SC02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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