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岁的董超看上去更像一个文科生。
他喜欢画画，酷爱艺术设计，五岁起学习国画，后来带着团队一笔一画绘制出团队标志和科研蓝图。
他还喜欢读书，读得多，读得杂，从小看人物传记、天文地理、科幻小说，还在办公室打造了读书角。
但他最终走上理工科的道路。董超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数字所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14年，他在欧洲计算机视觉大会（ECCV）上发表论文SRCNN，首次将深度学习引入图像超分辨领域；2017年至今，他多次带队参加国际超分辨率比赛，已获得9项冠军；2016年至2018年，就职于商汤科技的他，带领超分团队开发了世界首款基于深度学习的数码变焦软件；2021年，他被斯坦福大学评选为世界前2%顶尖科学家；今年，他又入选2022年人工智能全球最具影响力学者榜单（AI 2000）。
在董超的成长轨迹里，理性与感性交织，数字与美并存。
获评AI领域顶级学者
“我没有提交任何的材料，我也是某一天看到了这个新闻才知道，跟你一样。”5月12日，董超在深圳先进院的办公室对读特记者说。
董超所指的新闻，是今年4月公布的2022年人工智能全球最具影响力学者榜单（AI 2000）。这个榜单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系AMiner团队联合智谱AI、清华—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知识智能联合研究中心等共同发布，旨在通过学术数据，在全球范围内遴选过去十年，在人工智能学科最有影响力、最具活力的顶级学者。自2020年首次发布以来，每年约有200名AI领域学者入选。今年，董超榜上有名。
董超（左二）参与研发的视频超分辨率项目在NTIRE 2019挑战赛获奖。（受访者供图）
董超是深圳先进院数字所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底层计算机视觉，主要包括图像和视频的超分辨率、去噪、增强、HDR等。2014年，他在欧洲计算机视觉大会（ECCV）上发表论文SRCNN（基于深度卷积网络的图像超分辨率），首次将深度学习引入图像超分辨领域。论文引起广泛关注，在谷歌学术论文搜索上的引用量已经超过1万次。
2016年，博士毕业的董超带着研发成果进入深圳市商汤科技有限公司,带领团队开发出世界首款基于深度学习的数码变焦软件，“我们用手机拍照时使用的美颜功能，以及放大图像的功能，其实都是基于这个底层视觉的算法。”根据媒体资料，截至2021年9月，已有数亿款手机搭载了这一特别的影像功能。
顶住压力一路坚持
“任何一个从0到1的发明都不容易。”在董超看来，把深度学习引入图像超分辨领域，最大的难度来自于人们对它的质疑，“包括我们自己”。
这是一次对传统思维的突破。过去，深度学习在高层视觉获得巨大的应用成果，但它在底层视觉从来没有被应用过，“因为这两种应用的理念是相反的”。董超以人脸识别为例解释说，高层视觉的作用是最后识别出来这个人是谁，相当于提取一个抽象的符号；但在底层视觉，需要把图像变得更加清晰以获取所有像素信息，而不仅仅是提取某个符号。
“我能够把深度学习应用到图像超分辨里面，并不完全是我一个人的努力。”董超介绍，2012年，国内有很多高校和研究所都在发展深度学习。当时，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攻读博士，导师敏锐地发现深度学习可能会给计算机视觉技术带去颠覆性改变，所以带领团队开始了对深度学习的全面研究，这也为后来将其引入图像超分辨领域打下基础。
寻求突破并非易事。董超还记得，研究开始五个月之后，依然没有成功。当时，导师由于还有其他工作，不得不临时退出这个项目。在那之后的大概三个月里，董超独自继续研究，直到新导师的加入。“我的直觉认为它是可以成功的，不管付出多少代价，我都希望能把这件事情做成。这是我内心当中一种感性的坚持。”
一年以后，论文成功发表，但董超没有就此停下，“现在我们还在持续做这件事情。最近这几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比当时又进步了十几二十倍。”
用感性做选择
董超是一个非典型理工科生，常常用理性来思考，用感性做选择。
从上学时候起，董超就很擅长数学，参加过各种数学竞赛，也拿过不少奖项。在外人看来，他选择理工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其实，这个选择还跟他的理想有关。
董超喜欢读书和画画，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文化世界里。对他来说，“数学只是一种生存技能，文化才能带来幸福”。上小学时，董超读过一套人物传记。在读比尔·盖茨的故事时，董超常常眼睛发亮，“当时我就觉得计算机非常的酷。”对于爱因斯坦，董超则十分崇拜这位物理学家对科学的纯粹追求，“这种纯粹是我非常向往的。”从那以后，董超就将比尔·盖茨和爱因斯坦视为偶像，走上了成为“计算机科学家”的道路。
董超现在依然保持绘画的习惯。（受访者供图）
在这条路上，董超曾遇到很多岔路口。第一个重要选择发生在大一。董超本科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由于当年高考分数不够没能被信息工程专业录取，不得不进入交通运输专业。一年学习下来，董超拿到专业的第一名，并连续两个学期获得一等奖学金。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个专业，“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在大一结束时转入信息工程专业重回起点。
类似的选择在董超就读博士时再次出现。2011年，董超被保送进北京理工大学信息工程专业下的雷达研究方向，学习了大半年后，他决定放弃这个博士学位。“我知道如果我持续做下去，我也可以做得很好，但这不是我内心所求，所以我再次做了一个新的选择。”
董超开始申请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专业的计算机研究方向。在学校的选择上，董超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我有巨大的热情在文科方面，所以我一定要在一所文理兼修的学校读博。”董超把所有筹码都压在一所学校的一位导师身上，他只寄出一份申请。一个月后，他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在香港读博的四年里，董超依然面临很多选择，但他这回拒绝改变。“我非常确信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会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我最喜欢的事物上，破除一切外在障碍坚持下来，直到它成功。”
董超博士毕业照。（受访者供图）
走在成为科学家的路上
2016年，董超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回到内地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当时，他把落脚的地方选在了深圳，一是因为妻子在这里生活，二是因为看中了深圳的特质。
在董超看来，深圳这座移民城市不仅开放包容，而且具有创业精神，大家可以平等地奋斗，追求梦想。“这是我来深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事实也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
在深圳，董超做出了人生中第三次重要的选择：从企业回到高校。他解释说，“我更希望成为像爱因斯坦那样纯粹的科学家。在高校里做研究，当老师，才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2018年，董超离开商汤科技，进入深圳先进院。
在学校里，董超带领着一个约有20人的团队，其中大部分是他的学生。董超给团队取名XPixel ，Pixel译为“像素”，X代表“未知”，意味着团队坚持探索未知，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对于带团队，董超把它比作经营花园，“最重要的不是考虑如何把一棵树栽培大，而是如何去培养土壤”。在董超看来，“土壤”代表的是一个团队的文化。一旦文化确定了，这个团队就有了明确的前进方向，成员们也将在文化的熏陶下蓬勃发展。
董超在办公室里存放书籍供学生借阅。墙上挂着他与团队成员共同绘制的作品。
董超给作品取名《XPixel Metaverse》（XPixel 的虚拟世界），体现所有成员对科研的坚持，对艺术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世界的责任。（受访者供图）
董超将自己的团队文化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奉献、专注、平衡。
在董超的团队里，“奉献”对应的英文是“love（爱）”。董超认为，“科研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科研人员的初心和动机决定了科研成果最终将被如何利用。”他希望，每一名学生都有科技向善的价值观，用科研造福人类。为了把“奉献”落到实处，董超经常带领学生做科普活动和公益项目，至今已经坚持了四年。
董超在给学生科普人工智能。（受访者供图）
董超还希望学生专注做事，平衡工作与生活。“我常跟学生讲，你们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活出自己想活的人生。做一个幸福的人，才是我培养学生的终极目标。”同时，这也是董超的目标之一。
董超的另一个目标是“成为一名祖国乃至人类需要的科学家”。“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董超说，因为科学家永远走在求真务实、探索未知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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